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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我國農業經營規模的思考

發布時間:2017-02-14  來源:本站

       中國農業至少面臨著三大危機問題。在生態環境方面,無法承擔以透支生態環境為代價的農業發展方式,全國耕地污染率為19.4%,5000萬畝中度和重度重金屬污染耕地,還有6000~7000萬畝的陡坡耕地,華北地區長期嚴重超采地下水形成世界最大漏斗區等;在產品競爭方面,無法抵擋國外農產品對國產農產品的擠壓和替代,糧棉油“洋貨入市、國貨入庫”已成普遍現象,造成巨大政府庫存;在農民收入方面,務農收入已不是主要收入來源,務農收入份額還在繼續下降,大多數農戶無法依靠務農收入來維持基本生活水準,因此,農業在農民擇業和收入選擇中被不斷邊緣化。
        無論政界還是學界、中央部委還是地方基層,都清醒認識到中國的農業問題很多,其主要根源是農業經營規模過小。因此,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就成為當前農業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在農業經營規模問題上眾說紛紛、見仁見智,其中不乏大量感覺良好但模糊不清、經不起推敲甚至錯誤的看法,有些是似而非的見解還影響甚廣。因為看法會影響公眾認識、政府戰略安排和具體政策,所以,本文將以思辨性方式對農業經營規模問題作一下探討,以期有助于中國農業經營規模的深度認識和健康推進。
       一、現代經濟發展中農業發展的一般軌跡
       隨著現代經濟發展,農業在國內產業競爭中相對衰落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這種演變在農場規模細小的(往往是人地比例緊張的)國家似乎已是現代經濟發展中農業的一般軌跡,只是各國的演變速度有所差異而已。日本和韓國是如此,今天的中國正在如此,未來的越南也將會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細小的農場規模無法使務農收入跟上社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小農往往不是走向兼業化就是離棄農業,其實質都是轉向非農產業,只不過是部分轉行還是完全轉行而已。兼業化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農戶收入,但并不能提高農業的競爭力,因為它沒有改變小農不適合現代經濟的障礙因素。短期內,農戶收入得到了一定的維持;但長期中,務農收入不足問題繼續發酵,農戶加大非農兼業來跟上收入增長的結局是,久之下去,非農產業質變為主業,而農業卻變成了被兼的副業。日本農業統計中的“第二兼業農”就是指這類農戶,2014年這類農戶占全部農戶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了57.4%。政府為了維持農業而不得不通過價格、收入、保險補貼、生資補貼等政策向農業提供支持,好在補貼農業往往具有很好的理論依據和輿論支持,一是農業具有市場交易中未得到補償的公共產品屬性(如環境、景觀、食物安全等),另一是扶持貧困群體,而小農往往已屬于收入弱勢群體。
        如果一國農業能夠在行政疆界內獨立封閉運行,那么,上述一切還可以持續下去,因為這個國家的食物需要依靠本國農業提供,政府愿意為此買單,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企業會為此買單,最后是消費者也不得不為此買單,至多只是農業日益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個沉重包袱而已。但進入全球化開放經濟環境中情況就變化了,農產品供給不再由本國農業所壟斷,此時,本國農產品競爭力弱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學者們議論的話題,而且會直接表現為市場上的節節敗北,因為本國市場上的農產品價格已不能由國內自給決定,國際價格也不再是鄰家的參考價格,而會因產品進口依存度來影響本國市場的價格。一旦存在明顯的內高外低的價格差,不僅農產品加工企業會轉向海外購買農產品原料,消費者也會轉購國外農產品,甚至農產品走私也應運而生。國際價格就成了“價格天花板”,政府的農產品價格保護就會造成“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結果。一旦本國政府過度干預市場與價格、或者提供國際規則之外的補貼,外國政府就可能與你對簿國際公堂。中國目前就處于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當一國農業處于這種困境時,提高農業競爭力(對外的國際競爭力、對內的產業競爭力)就成為該國農業的首要任務,導致競爭力低下的農場規模細小問題就成為瓶頸問題和根源問題。此時,首先只有把農場規模擴大到具有農場經濟可持續性的底線之上,才有機會再來緩解農業中的一系列其他問題,否則任何農政措施實際上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茍延殘喘”措施,任何關于加快農業技術進步、發展現代農業之類的言詞都只是鏡花水月的空談。日本大約可以作為這種農業發展軌跡的典型代表,在經過戰后60年低效農業政策掙扎后,日本終于面對國際農業新態勢和發展趨勢,斷然采用以形成適度經營規模為目標的新的農場規模推進政策。中國目前也不得不大力度推進農場規模政策,力圖為緩解農業問題、農業現代化奠定農場規模這塊基石。
         二、農業經濟規模的概念和衡量指標
         談及農業經營規模問題時有幾點需要明晰。
首先是概念。今天國內普遍使用“農業經營規模”一詞,在農業經濟學范疇內,確切地是指微觀層面上的農場經營規模(常稱為“農場規模”),其中“農場”一詞涵蓋了農戶、合作社、公司等各種從事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即農戶農場(國外常稱為“家庭農場”)、合作農場、公司農場。這里如此費墨進行概念界定,是因為本文討論農場規模時將農戶也稱為農場,以免引起讀者誤解。
        其次需要明晰的是,目前討論農場規模問題時大家所指的問題是農場規模過小的問題,主要取向是將農場規模擴大到務農收入底線之上的經營規模,最好能達到適度農場規模(即國內俗稱的“規模經營”)。進一步需要明晰的是,不同作物的適度農場規模是不同的,說中國的農場規模太小,實際上是指糧棉油糖等依靠土地集約的大田作物生產的農場規模,絕不是指生產蔬菜、花卉、水果的農場規模,也不是指養殖業的農場規模。因為,這些生產對象的農場并沒有嚴重的農場規模太小的問題,也基本沒有農場規模難以擴大的問題,它們依靠的主要是技術集約或資本集約。
      在傳統農業中,一定區域內農場間的技術水平和土地生產率大體相近,農場的經營規?;旧先Q于投入生產的農地數量。但隨著資本主義農業的興起,資金與技術投入及其使用效率逐漸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農場的經營狀況已經不完全取決于農地規模,于是,人們增加了產出指標來衡量農場規模。但今日中國的農戶農場規模很小,沒有較大的農業產出,商品農產品就更少,耕地之外的其他投入總量也比較少,影響農戶農場產出規模的主要因素還是農地規模,具有較強的傳統農業下的規模特征。因此,今天中國在衡量農場規模時基本上還是采用農地規模。因此,大農場規模的核心內容是擴大農地規模。
        三、農場規模的功過與作用
        一國農業的狀況,如生產的經濟效益和技術效率、產品質量、發展持續性、國際競爭力等,都需要通過農場這個“生產細胞”的終極狀況來體現。如果農場“細胞”具有極強的經濟生命力,該國農業才能對內具有產業競爭力、對外具有國際競爭力;如果農場“細胞”奄奄一息,不要說該國農業的競爭力,恐怕連其前途也將是可悲可憂的;哪怕它今天看上去還貌似不錯,但實則病入膏肓。追求農場規模經營的實質是使農場“細胞”具有活力。
        小農務農為什么達不到社會平均收入水準?很多人把它歸咎于農產品價格太低和生產成本過高,這種歸咎有時并不符合事實,至少不符合今天的中國。中國糧棉油價格已經是世界的價格高地,正因為這種價格高地的緣故,國外農產品飄洋過海、繳納關稅后進入中國市場,依然比國產農產品價格要低,看來價格低的說法難以成立。說到成本,目前中國的農產品成本確實高于國外,主要高在人工費和地租。在經濟快速成長階段,越來越貴的人工費用使得不采用機器作業的小農不堪重負;中國的耕地租金已是美國的五倍之上。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由于生產與盈利模式不同,僅僅以價格和成本來衡量土地收入狀況往往是不正確的,無論是價格還是成本如何,凈收入才是核心。中國糧棉油產品的畝凈收入(農戶自身勞動收入+利潤)已經大大高于美國、歐盟和南美生產者。既然中國糧棉油的畝凈收入高于競爭對手,為什么還競爭不過他們呢?原因就在于小規模的凈收入總量太少。國外競爭對手的農業收入足夠他們過上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生活,而中國小農的農業收入連維持基本社會生活都做不到,農地規模在農戶收入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對中國小農是如此,對歐盟農場也是如此,歐盟農場在農業補貼、社會化服務、農民素質等方面比美國和南美農場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依然競爭不過他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農地規模不如對手。
        農業技術專家和“理論”經濟學家往往拿農業技術進步來為農業增產增收說事,當農民連地都不愿意種的時候,還讓農民去采納那些費工費時增加不了幾個錢的先進農業技術(比如獲取有機肥、三耕五鋤等),有幾個農民會愿意去做?農民也許鄙屑地說農業那“三瓜兩棗”有它不多沒它不少,值得如此去流汗受累嗎?換做我們自己是農民,我們會去做嗎?也許買點良種一用、買點化肥一撒、買點農藥一打,已經對得起農業了。應用農業技術進步是有條件的,一切有利于農業經營的行為都需要一個值得投入的價值底線,過小農業規模使得這一切多落在了價值底線之下。因此,中國很多的農業技術進步成果大多止步在科技人員的試驗田和評獎表上,有多少真正進入了農戶應用?
        今天中國農業以污染為代表的生態不友好性是十分明顯的,以高殘留為代表的農產品質量問題是非常出名的,不然怎么會有全社會的“今天吃啥安全”的擔憂?在立法和執法不足的社會中,農業的現代投入物越多,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就可能越嚴重,因為現代農業的作業規程化和產品標準化在千家萬戶的小農基礎上很難實現,政府監管就更困難了。農場的規模經營將大大有助于農業的標準化體系的建設和應用,大大有助于提高政府監管的有效性。
       為了支持農業,各級政府對農業的補貼投入越來越高,支持力度越來越大,在一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財政收入增長還背得動農業補貼這個大包袱;而當經濟轉入常規增長時,農業補貼的包袱就日益沉重。連歐盟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也不得不于21世紀初啟動“千年農業改革”,其內因就是農業補貼使其財政瀕于破產。中國盡管支出了巨額農業補貼,補貼效果又如何?以糧食生產為主要補貼對象的種糧補貼,多數地區在每畝150~300元的范圍,由于農戶農場規模狹小,全年大田作物生產補貼大約占到農戶純收入的3%~5%,補貼效果杯水車薪。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農業生產補貼增長難度加大,而社會收入水平還將繼續增長,對小農的普惠式大田作物生產補貼政策效果難容樂觀。擴大農場規模、減少補貼農民人數,顯然會產生“粥量不變、分粥和尚減少、每個和尚粥量增多”的效果;如果“粥量”還能有所增多,“每個和尚分到的粥”就能更多。
      不少為小農唱贊歌的人認為小農是微觀上最富有責任活力的,如果配上良好的社會化服務,就能產生最好的效率。但他們忽略了現實中最根本的一點:當農民對農業失去指望時,理論上的責任活力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空洞說法,換句話說,連地都是湊合著種甚至不想種了,還指望誰去盡心盡力地“繡地球”?他們可能也忘了,社會化服務也是需要一定的農場規模來支撐的,當農業規模細小到社會化服務成本很大時,社會化服務真的還能發揮較高的效率嗎?恐怕連維系它都需要財政輸血?
       中國農場規模過小是影響農戶務農生存的首要因素,進而影響農業技術進步、農業競爭力、農業發展等,實行規模經營已成各界共識,也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必過之坎。擴大農場規模遵循著這樣一條思路:從農民的利益關心出發,通過擴大農場規模使之達到經濟可持續性的農場規模底線(甚至達到適度農場規模),從而吸引部分農民愿意專業專心從事農業。在此基礎上,首先實現政府對糧棉油糖大田農業生產的期望,通過經濟可持續性激發農民的務農動力來加快技術進步,進而提高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產品優質化、農民素質化,最終實現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變。
        四、適度農業經營規模
        強調適度農場規模,也即認為過小和過大的農場規模都是不足取的。農場規模太小則不能吸引農民務農,進而引發諸多農業問題。反對農場規模過大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農場規模過大雖給務農經營者帶來可觀收入(尤其是在補貼條件下),但往往從資源效率角度被指與高土地生產率的社會目標相悖,甚至會出現經營能力不足而虧損;二是從社會公平角度認為農場規模過大不符合農地稀缺國家中農地資源占用公平性的價值觀。上述指摘有現實依據,尤其對“壘大戶”的反對更烈。但難題是實踐中如何把握農場規模的“適度”。書本主義者往往會開列出多達數十個決定“適度”規模的因素,事實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決定因素往往沒有幾個,并且決定因素是遵循“木桶原則”的瓶頸序的。
      說到適度經營規模,一般從兩種“適度”來考慮:一是技術視角的適度規模,以求取最佳技術效率。比如一臺55馬力的拖拉機所匹配的適度耕地規模,這種“適度”是可以用技術參數來客觀計量和評價的,所以其評判也往往容易取得一致公認。二是經濟視角的適度規模,以求取最大經濟收益或最佳經濟效率。對這種“適度”的判斷有時是有分歧的,因為不同利益相關者對適度規模的判斷會不同,農民、政府或獨立研究者的關注目標時常不一致。
         無論何時何地何種作物,收入因素都應當是衡量適度農場規模的第一因素。要讓具有擇業自由的農民愿意專業專心地務農,首先必須讓他們能從務農中賺到預期收入底線之上的錢。人的收入期望是不同的,有能力的人的收入期望往往較高,因此,有能力的人往往是最先離棄低收入農業的人。當今中國農業就是因為這個收入“短板”,使得大田農業中主要剩下老人和婦女了,這是遵循經濟原則的逐利結果。如果承認這些,那么適度農場規模的基本衡量準則應該是與離農經營者可比較的務農收入。并且由此還可以推論出:社會收入水準在提高,務農的預期收入底線也會提高,因此,農場規模的“適度”是動態的,這就是歐美農場規模也一直在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好在一定階段內,“適度”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隨著收入增長步伐的放慢,穩定時間也會延長。
         至于技術視角的適度規模,任何技術應用都有其適度規模,但中國今天所面臨和首先要解決的是由經濟短板決定的農場規模,而非技術決定的農場規模!再者,技術模式是可以選擇的,主要是農場規模決定技術模式,而非技術模式決定農場規模!小農之所以不買大型農機是因為小規模的農戶農場不需要大農機,或說大農機對他們不具有經濟性。在農機化道路選擇上,小農場為主的國家會選擇小型農機化道路,這就是日韓與歐美的農機化道路差異。
        如果認可采用收入水平與農地規模收益掛鉤來衡量農場規模的“適度”性,那具體到一個區域,事情就可具體化為依據當地一般勞均收入水平和常規的單位農地收入來估算農地規模的“適度”范圍,核心是使務農者能夠獲得可比較的凈收入。假設當地2.5萬元的勞均年可支配收入,1家糧食生產農戶(按2個勞動力計)種8畝糧地、平均每畝地的年凈收入800元,那么8畝地的全部凈收入只有0.64萬元,勞均0.32萬元的凈收入僅為當地勞均收入的12.8%,這種收入水平顯然無法使糧農安心種糧。若要使他安心種糧,采用倒推法可知,其農地規模需要達到62.5畝(=2.5萬元×2人/800元/畝),即這一農地規??墒顾覄趧恿Λ@得社會勞均收入。因此,大體可以將62.5畝地作為當時當地的適度經營規模的基準參考值。當然,現實畢竟不像假設的那么簡單,在具體實踐中,可以就此收入水平做上下幅度浮動,若上下浮動20%,即50~70畝可視作當時當地糧食農場規模的適度范圍;甚至可以將基準參考上限上浮1倍,則“適度”規模就是62.5~123畝的范圍。
       這里不難推斷出二點實踐中需要考慮的問題:第一,各地的社會經濟水平、農業生產條件和水平是不同的,不同地區的適度農業經營規模應是不一樣的。在操作上,涉及政策支持的區域劃分不能過小過細,需要以一定的行政范圍來具體操作,可以省級、市級、縣級為單位來分級制定各自的具體政策措施和標準。第二,因為適度規模是一個隨著經濟發展而變的動態概念,如果單位農地上的凈收入不能跟上平均收入增速,這就意味著農地規模需要相應擴大(其他條件假設不變,比如依然以種糧為業),或者財政或社區補貼來彌補。
五、關于農業規模經營的若干觀點辯析
      (一)農場規模與土地生產率
      在擴大農場規模中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農場規模與土地生產率呈反相關。但大面積的統計數據卻給出了農場有較高土地生產率的有利證據。在黑龍江,國有農墾大農場與農戶農場是農場規模差異明顯的二類農場。從2013年的平均畝產看,農墾的水稻、小麥、玉米、大豆單產分別是農戶農場的1.26倍、1.92倍、1.47倍、1.37倍,以至于農業技術人員說:誰的地只要看看作物長勢就能分辨,長得好的往往是農墾農場的,差得是農戶農場的。分布全省的農墾與農戶的生產自然環境是相似的,為什么農墾農場普遍比農戶農場的單產高呢?答案是農墾農場具有更好的技術投入和科學管理。黑龍江農墾大農場有利于技術進步這一事實正是農場規模經營政策追求的目標之一,是否也會成為中國推進農場規模經營的未來現實?
        現實中還存在一種情況:農戶農場通過耕地流轉增加了農地數量,但由于農地并沒有連片,從而并沒有緩解其地塊零碎化現狀,導致技術進步難以發生。因此,擴大農場規模的過程中減少土地零碎現象是技術進步和提高生產率的重要條件。規模經營一旦使農地連片了,有時還會帶來另一個意外的好處:減少阡陌占地、增加農地利用面積。
       中國當前的現實是小農不僅缺乏技術進步的條件,更缺乏技術進步的動力,甚至不愿意從事糧食生產。擴大農場規模是先從收入角度解決愿意專業專心種地的問題,此后是形成技術進步這一內涵變化,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在擴大農場規模的同時注意引導和幫助他們實現技術進步,尤其在良種化、科學施肥打藥、高產栽培模式等方面較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對于農戶節本增收的微觀目標、對于政府的土地生產率和環境保護的宏觀目標具有一致性和較好的目標效果。
       (二)中國農場規模不可能像美國的那樣大
       在中國農場規模問題上還能時常聽到一種說法:中國的農場規模不可能像美國那么大。盡管難以把握這句話要傳遞的深層用意信息,僅僅是陳述美國農場規模大的客觀事實還是勸導人們不要追求大規模農場?或是暗示中國的農業競爭力趕不上美國?從農場規模的絕對值來說,依據人地比例作這種判斷無疑是對的,但問題在于,如果決定適度農場規模的核心因素是可比較收入,那么,中國需要像美國那樣大的農場規模嗎?從可比較收入來看顯然也是不必要的。2014年中國全體居民的名義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當年折合3283美元),農村居民的名義人均可支收入10489元(當年折合1708美元),而2014年美國的名義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40461美元。以目前中國全體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3口之家2個勞動力、畝均凈收入600元(含農民自身勞動投入折價收入)來估算,勞均50畝(即戶均100畝)就能達到社會平均收入水平。而以美國每英畝谷物不到100美元的凈收入水平,3口之家的農場規模至少需要在600英畝以上才能達到目前的社會平均收入水平,4口之家則需要在800英畝以上(美國2014年平均農場規模535英畝)。
       (三)農場規模政策的目標問題
       在中國的農場規模政策目標上可能被賦予了太多的政策目標或政治顧慮,從而使得政策宣傳和執行中的模糊不清和搖擺交錯。從擴大農場規模政策的起因看,是因為過小農場規模無法留住農民從業的身心,從而加劇了一系列的農業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農業現實問題倒逼出農場規模政策。早在20世紀“大包干”之后很快就提出了適度農場規模問題,但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進展,直到進入21世紀后(尤其是最近十年)農場規模才有了明顯擴大。但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時而關注小農的就業功能,認為城市無法吸納進城農民工、還需要農業吸納勞動力(事實上是能出來的多數已經出來了);時而看重農民工返農就業的社會保障功能,把地作為進城就業不景氣時的就業“保險池”;時而又耽慮自然資源占用的社會公平性;有時又賦予了小農安定社會的功能,比如擔心當小農成為“吃租者”后拿了地租無所事事的話是否會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隱患,有塊地勞作社會就會安定多了;有時甚至賦予了小農擔當糧食安全等幫助實現社會宏觀目標的功能,事實上小農只關心與己相關的收入。如果賦予小農眾多政策目標或功能,那么就沒有必要去改造小農了,因為小農模式最能容納就業(但現實是棄農而去)和惰性穩定。如果賦予擴大農場規模多種政策目標和社會功能,減少農民的進程將會是緩慢和曲折的,也不符合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甚至未必能緩解農村問題。
      在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的途徑上,政策上一直主張多種形式。從基層實踐來看,雖然形式多樣,包括近期興起的托管代耕,但主要還是通過下面三種途徑來實現的:(1)農戶間自發或有組織的土地流轉;(2)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集中;(3)工商企業的農地租賃。
        (一)農戶間土地流轉
農戶間土地流轉是政府和社會最愿意見到和最易接受的土地流轉方式。其理由不外乎是沒有改變經營主體,即經營者依然是農民,經營形式依然是農戶家庭農場,與中國家庭承包經營制的法律屬性完全吻合。但這種理由只是得到了法律和輿論角度的有力支持,經濟角度的支撐有限。在土地流轉的初期階段,這種土地流轉形式是最容易實現的,事實上也往往缺乏其它更多的選擇;土地流轉主要發生在親友間,后來隨著土地流轉市場的逐漸發展,尤其是隨著地租的不斷提高,親緣為紐帶的流轉漸漸轉向以租金為紐帶的流轉。這種流轉方式確實符合相當一部分地區的流轉環境,加上政府的偏好推動,所以,這種流轉方式在各地占有相當的比重,在農場規模擴大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實際作用。
       但這種流轉方式的缺點也是較明顯的。首先是這種方式比較適合欠發達地區,而在不少發達地區難以找到當地經營者,不得不從外地招募。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蘇南農村就已經給予外來耕種者經營補貼,甚至采用了給予外來耕種者在當地落戶的方式(外來耕種者基本上都來自欠發達地區)。今天依然有不少發達鄉村給予耕種者不少補貼。其次是,即使找到了耕種者,也多數在50歲以上,存在著若干年后的后續接手問題,否則就會一步回到以前的狀態,或開始新一個更難接手的輪回。但無論今后如何,至少農戶間土地流轉的方式能緩解今天的情況,所以今天我們還是要肯定和促進這種流轉方式。
        (二)土地股份制合作社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發達地區較常見的一種集中農地、擴大經營規模的形式,由此形成的農場規模往往較大。從經濟角度看,這種制度形式和農場規模比較有利于農業技術進步、經營創新和經營者優化,并且也是制度變革成本較低的。但這種股份制方式擴大農場規模至少需要兩個重要條件,一是較好的經營管理團隊,二是大多數農業勞動力已轉移。因為很多欠發達地區缺乏這兩個條件,所以這種形式主要出現在發達地區,并且發達的行政村具有較強的社區財力,客觀上也為這種股份制農場提供一定的經營風險保障。但這種形式的發展可能會導致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化,當這種農地股權由可繼承發展到可轉讓時即形成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化(盡管法律上沒有如此認可);對務實的農民來說,只要事實上能將自己所擁有的那部分地權兌現成財富所得后可以抽身而走,那么至于農地在法律層面上是集體所有制、私有制甚至國有制等任何說法都無所謂。
       (三)工商資本進入農業
      工商資本(無論以龍頭企業面貌還是一般工商業企業面貌)租地進入農業已是目前常見現象。但社會主流輿論還是反對工商資本進入大田種植業的,或者說反對工商資本拿農地,其中不乏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也不乏對工商企業經營農業帶給農民風險的擔心,但總起來看還是觀念原因為主,因為工商資本給人較強的逐利性、給人缺乏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從迄今為止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的一般現象看,這類農場規模往往較大,當他們以現代農場為目標時,往往表現出雄厚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較高土地生產率和產品競爭力,而這些恰恰是小農經營中明顯而又久不能克的缺陷。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建立的農場遵循的是企業化經營方式,所以必然會帶有工商企業的通常問題,企業創建和消亡是企業的常見現象,企業與農民會存在矛盾也是必然的,是否續租帶來的可持續性問題、經營不善甚至破產時的農民利益保護等,在看到工商企業進入農業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和預見到可能的問題。
       在擴大農場規模的途徑選擇中往往會看到主張某種形式的爭論。理論上,沒有絕對的途徑優劣之分,要把釘子釘進木板,鐵錘、石頭、磚塊都可以,這說明“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是只有一種途徑。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擴大農場規模,就應以目標實現效果來準繩,選擇權在農民,或說起決定作用的是符合時空條件的“市場”,否則替代農民的做法會欲速而不達,重要的是需要讓人們看到不同形式的利弊之處及其適用時空,要讓人們看到不同形式下的階段性和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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